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劳动仲裁

时间:2020-03-15

大家可以想象一个场景,当我坐到你的身旁,交谈中告知我是一名律师,会不会让你们瞬间心生一种距离感?

多数人会认为,律师是一种逻辑非常严密、非常聪明的生物。和律师在一起,常常会有信息不对称或搞不定他的感觉,距离自然会被拉远。

你们印象中的律师,是不是美剧《波士顿法律》里的样子?实际上,只有10%左右、在北上广深等城市活跃的律师是这个样子。大多数律师从事着的法律服务工作,是外行人难以想象的。

当时我还在北京做律师,经常去仲裁委,远远就见仲裁委人山人海,像是有商品打折促销一样。走过去才知道,50%-60%的人是去那里提起劳动仲裁,申请未签劳动合同双倍赔偿。

曾经遇到一位大妈,拦着我问是否需要法律咨询。我问她,你有律师执照吗?她说,俺没有。我说,那你怎么去给我打官司?她说,我打过官司,我们单位好几个人打官司赢了,这个东西挺简单。

我问她是否有生意,她说基本每个月可以赚两三万。当时写一个诉状100块,咨询也要收费,开庭可能需要一千到两千块花销,再算一下每天围在仲裁委附近的人流量,大概算算也是这个数。

我从十年前开始从事律师职业,之前并不是法律专业的。走上这条路算是机缘巧合。有一位国内知名的法学专家到我们学校做讲座,我恰好没事可干就去听了,听完之后突然觉得这个行业特别高大上。这是一个为了实现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、奉献自己力量的职业,为什么不去参与?于是,我放弃了原来的专业,毅然转向法律。

司法考试时,似乎有一种力量和想象驱动着我,好像考过了就能跟TVB剧里的律师一样,在庭上慷慨陈词,实现公平正义,维护社会安全,漫威英雄一般。直到做律师的过程中才发现,现实跟想象的差距非常大,大到什么程度呢?就像那两张画面。后来我参与一家律所的全国扩张,走了很多地方,去了北上广深,去了南京,去了重庆,基本上一二线城市都去过,对这个行业有了一个更加深刻的理解。三年前,我们成立了自己的品牌,一个“互联网+法律”的项目,也曾遇到定位错位的问题。我在法律圈的朋友开玩笑说:李磊,你不是我们圈子里人,以后我们聚会你不要参加了,你属于互联网圈子。

结果到互联网圈子,那些互联网圈子的哥们又跟我讲,我们有法律问题一定咨询你。所以要自我定位的话,我感觉我现在就是一名非典型性律师。

我们先看一下整个中国2015年法院的案件统计。根据最高院的统计,我们国家的整体受理案件达到了1591万件,比2014年增长了20%多,而且每年的增速非常快。其次,现在我们国家的中小企业大概有5000万,其中有一些是死掉的,或者是不开张的,扣掉这些,所剩大概是两三千万,这是一个很大的法律服务需求群体。

这些案件还没有包括我们国家的劳动仲裁数据,实际数量更大。并且,我们国家的政府机构、事业单位都有法律服务需求,另外还有数量庞大的个人。

但我们中国的律师有多少人?官方统计将近30万,实际却比30万要少一些,大概20多万。从数量上比对,每个律师就算累死也做不了这么多业务。这说明,法律行业是一个供给与需求极度不对称的行业。

大众跟律师之间到底存在什么问题?大众的问题是,为什么请个律师这么难,打个官司这么贵?在座的有没有人诉讼过?请举一下手。

李磊:对,它是一种收费方式。对我们律师尤其是青年律师来说,整个的生存状态也是非常缺案子的。可我们为什么请个律师这么难,打个官司这么贵呢?我们先从这个难上面讲。您是怎么找的律师?

观众:我是通过一个律师行业的高中校友找的,他在北京做律师。因为我想,律师可能在这个行业领域里认识的人会比较多,我说你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个上海的靠谱的律师。当然我也有实地去一些律师事务所咨询,但是后面出现很多阻力。最后我就是通过熟人找到律师。

李磊:通过熟人介绍,你成功了。但是之前也聊了几个。你说的阻力是觉得对方不太靠谱吗?

假如我们要打一场官司,找律师的渠道不外乎两种:一是找熟人。但找熟人的话,可能遇到的问题是,他碰巧不是我现在需要的专业偏向,或者他不在我目标地域,不得不引荐另一个人。

第二种是去网上找。我们也知道,在某度上搜出一些信息,第一个整页,甚至往后排三四页都是推广。我们遇到跟医疗一样的问题,不知道我需要的人在哪里,信息不对称。

好不容易找到五个人或六个人,和每个人都聊了,再去对比一下价格,又要去缴费了。费用怎么收?我不知道。开价是否合理,市场价怎么样?我也不知道。

法律行业本身存在服务双方专业不对等的问题。律师相对来说比你懂,跟医疗是一样的,法律服务最终发生纠纷又该怎么去保障各方利益,这也是一个问题。

在我们律师来讲,青年律师在整个自己的生存状态里面是非常困难的。为什么?在我们中国,99%的律所实行提成制,也就是说,律师挂靠在某一律所,需要自己去找案源,找完以后自己推进,并对整个服务质量负责。

律所跟律师之间,只是一个挂靠关系。律所很难为律师提供更大价值。青年律师因为人脉关系限制,没有钱去某度推广,很容易遇到瓶颈,直接导致他生存都有困难。 回答第二个问题,为什么律师费这么贵?从律师角度来讲,接受四年专业的法学教育以后,他还需要去通过被称为“天下第一考”的司法考试,考试通过了,还需一年实习,实习结束以后才可以独立执业。

独立执业的时候,必须面对两个问题:寻找案源,以及所有问题都得由他自己来解决。律师收取的律师费,包括了他接案子的营销成本、给律所房租做分摊的费用、管理费用和向国家交税。这一切决定他需要承担很大一个成本。

在大众法律需求跟律师之间做成一套系统,提升行业效率,降低服务成本。律师费贵,主要源于行业问题,因为整个信息的对接成本、管理成本太高。我们有没有办法去重构一种组织形态,让它解决这一问题?

网络购物,我们可以选择某宝、某东;外出吃饭,我们可用某点评或某团;我们选择住宿的时候上某程,出行的时候用某滴......衣食住行全都包揽了。

这说明一个什么样的问题?我们的生活,已经被非常深刻地互联网化。互联网改变了我们生活的很多习惯,不仅仅在改变我们信息连接的方式,还改变了整个传统行业的组织形式。

在做赢了网这个项目的时候,我们跟战略投资方腾讯的高管介绍以后,他的第一反应是法律项目不能互联网化,这个事儿不靠谱。后来再约见面,他的看法已经初步改变。再接着改变了几个人的看法之后,他们就投资我们了。

第二,法律服务低频。我们在座的有几百个人,打过官司的,刚才已经举手的,与那些不好意思举手的加起来,我估计也没有多少。这个比例不会很高。

因此,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这三个:第一是如何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,第二是如何解决收费的规范和透明的问题,第三则是提升服务体验的问题。

那么,我们是如何去考虑这个问题的呢?比如说我们发生一个诉讼,在一个系统提交我们的诉讼事实问题,提交以后通过数据匹配律师,并向他们发送案件信息,律师可以在自己的PC端,或者手机端选择是否要加入这个案件。

加入以后,大概每一份案件有10个方案,通过数据算法挑出最好的三个。我们的用户就可以不花一分钱去看到很好的三个方案和报价,立即形成对比。

对比后,可以通过案例系统,跟每个律师电话沟通、视频沟通,所有的文件都可以通过线上传输并确认,文件下载后即可去签约,去邮寄,最后在线上支付,这个流程就走完了。

并且,每个案子都在一个数据包里面,当双方发生纠纷的时候,所有的痕迹都在,文件打开即可见。如果有这么一种场景的话,应该会解决很多问题。我们现在就在做这样的方案,而且我们的产品跑得已经比较顺畅了,希望这种方案可以改变现实的一些情况。

它最终的目的就是,改变法律服务模式,改变隔阂、隐藏的信息不对称情况,做到信息开放。很多人会问到一个很敏感的问题,就是做互联网+法律生态,最终动了谁的蛋糕,有没有势力会打压你?

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,因为我们经常听到把谁的命“革”了,但最终有没有革掉谁也不知道,最后反过来很多要革命的被革命了。这个话有点绕。

关于这个问题,我觉得需要站到5到10年以后往回看,也要看到5到10年以后的法律格局和模式会变成什么样子。这是我们做这件事情的基础。

整个互联网改变的是信息不对称的问题,但信息不对称在我们现在法律服务最上面的20%,其实是不存在的。为什么?因为你要IPO、跨国并购、融资,怎么可能在网上找?这种在全国只有几个团队可以做,本来就是信息透明,发标就可以了。

在三、四线城市,一个城市里面就几十个律师,谁能解决这个城市的问题,大家都知道,也就不存在信息不对称,所以也不是互联网能改变的对象。

互联网真正能改变的,其实是中间50%的市场。最终解决行业内部两个问题:第一、降低成本;第二、提升行业效率。

我们的结论是,竞争可以产生某种平衡,提供一种中立的生态,以共存。其实,互联网化加法律以后的生态是一个优化的过程,而不是谁革谁的命的问题,如果革了太多了,把自己的命就革掉了。

最后,我想用我的一位老师讲过的问题来回应。我刚执业时问过老师,为什么青年律师找案子这么难?老师说,因为律师太多。而我现在认为,真实的原因是行业效率太低。

所以我们要借助新的互联网工具去重构一种系统,让青年律师在系统里面通过专业,获得足够的案源和尊严。

当然,我们也要让我们的用户得到便捷,以及优质的法律服务。这是我们这一代法律人的责任和义务,是我们这一代法律人的使命。

希望有一天,我再坐到你的身边,告诉你,我是一名律师时,你能跟我更亲近些,而不是更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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